汉代熏炉的功能考察
——以海昏侯墓出土铜熏炉为例
权弼成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作为武帝孙辈，刘贺在西汉昭宣时期*治活动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年位于江西南昌新建区海昏侯墓的发掘，使这位在地下沉睡两千余年的王室贵族重见天日。根据目前公布的材料，海昏侯墓内出土铜器余件，器类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生活杂器、度量衡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这些精美的铜器分别放置于主椁室、车马库以及回廊型藏椁的各个区间内。根据报道可知，墓葬中出土博山炉11件、熏炉2件。该墓出土的香薰用器数量之多在两汉时期墓葬中是较为罕见的，通过对这些器物的研究并结合刘贺本人的生活经历，可对汉代熏炉使用做更具体的认识。
一
目前，正式对海昏侯墓出土熏炉进行说明的主要来源是《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和《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器》两篇简报，其中前文记录发现博山炉8件，而后文则更正为博山炉11件，熏炉2件。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器物的数量势必会予以更正，但是在具体介绍遗物过程中，前文定名的铜博山炉（图1）炉盖呈圆弧状，并未如一般认识中博山炉（图2）炉盖呈圆锥状的典型形制，而后文中则又将博山炉、熏炉进行了区分。以上现象可能说明简报编写者对器物分类的理解有所不同，同时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汉时期不同形制熏炉之间认识的复杂性。因此在展开讨论前，有必要说明博山炉与熏炉之间的关系。
图1青铜鎏金熏炉
图2青铜鎏金博山炉
熏炉在先秦时期已有出现，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中已经出现可进行香薰活动的遗物，至迟在战国时期楚墓中出土了可明确视作熏炉的器具，其器形似深腹豆、器盖有镂孔，凤翔地区亦发现此类熏炉。西汉初期熏炉的样式较之前并无太大差别，以豆型熏炉为主。西汉中期开始出现博山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茂陵无名冢一号坑出土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该器炉盖为博山型，透雕层峦叠嶂的山峰，并用金银加以勾勒。此后直到东汉末期博山型熏炉一直流行。由于独具特色的博山型炉盖，学者多将此纹饰的出现与西汉中期以后开始流行的神仙思想相互印证，并称此类器具为“博山炉”。以上做法赋予了博山型熏炉相应的文化意义，但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其文化内涵掩盖了器具本身的功用。例如，从实物资料来看，不仅熏炉上会出现博山型装饰，南越王墓中出土有多个博山型瑟枘，且时代在西汉初期，早于神仙思想广泛流行的时代。从文字资料来看，“博山炉”一词在两汉时期尚未使用，直到东晋葛洪著《西京杂记》“长安巧工丁缓者……又作九层博山炉，镂为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才开始用“博山炉”一词形容该类熏炉。汉代对博山型熏炉的名称仍是以最基本的“熏炉”命名，之前提到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上刻铭“金*涂竹节熏卢一具”即表明西汉时期人们对该器的直接称呼。基于以上原因，博山型熏炉首先应作为两汉时期出土熏炉中的一类予以对待。为方便本文论述，上文提到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博山炉都将视作熏炉看待。
根据文献记载，刘贺在昭宣之际动荡的*局中被定性为“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并最终被以霍光为首的权臣官僚们废黜。不可否认上述事件中霍光确实挟带私意为维护自身*治利益而贬损刘贺，但是自昌邑国开始，刘贺其人行事或多或少都显得较为乖戾而不遵循例。刘贺在昌邑国时爱好游猎，经常“驱驰国中，动作亡节”，以至于时任昌邑中尉的王吉劝谏到：“大王不好书术而乐趣逸游，冯式撙街。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篓辔，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匮薄。”并对这种不健康的作息行为作出结论“数以更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虽然不能仅凭此说判断时人对健康生活的理解，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刘贺在昌邑国时期日常生活中并不十分注意爱惜节劳，于夏冬酷暑极寒之时仍在外奔走，这些举动极有可能为后来刘贺贬黜后身体抱恙埋下隐患。张家山汉简《引书》认为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必于暑湿风寒雨露，奏理启阖食不和，起居不能与寒暑相應，故得病焉。”早在西汉初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导致身体虚弱乃至生病的重要原因，因而汉代提倡“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内在己者得，而邪气因而不生。”等健康的生活习惯。可惜刘贺并没有接受王吉的建议，依旧我行我素。至昭帝崩，大将*霍光征招刘贺到长安参加丧礼。从得知丧事伊始，身为继位人的刘贺却做出一系列不合礼制的行为，诸如奔丧途中不素食且略女子载衣车、参与丧礼而不守哀容等。待到正式成为皇帝更是不加收敛，犯下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不尊居丧之礼而举乐、游戏、食肉等严重悖逆汉朝礼仪的罪行。刘贺被废黜后先归于昌邑国，后改封于海昏侯国。有学者指出刘贺本人命途多舛“与其过分张扬、个人品质、缺乏*治经验有密切关系。”更进一步讲，刘贺日常生活中不拘礼节、不重养生与其*治上的心浮气躁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这最终也导致他*治上的失败与身体的衰弱。
自被废黜后刘贺身体每况愈下，山阳太守张敞监视刘贺后向汉宣帝报告“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步行不便。”根据这条记录可知，经历*治风波之后，遭到罢黜返回昌邑国居住的刘贺身体状况已经明显欠佳。海昏侯墓发掘后出土大量精美的酒器，有观点推测刘贺可能已经罹患风湿疾病，墓葬中出土的蒸馏器、酒器可能为疗疾所用。令人在意的是，刘贺在为帝期间便有“与从官饮啖”、“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的行为，此类活动在宣布废黜缘由时便被人指责，鉴于刘贺行事较为放纵不循常理，饮酒对刘贺来说可能是早已有的习惯，海昏侯墓出土酒器似乎不仅仅与治病相关。然而，海昏侯墓出土的13件铜熏炉却可能为刘贺患病的相关记载提供线索。
熏香用于治疗疾病、疏通空气的功用在先秦两汉之际被人们所掌握。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开始利用熏香祛除卑湿、驱逐蚊虫。《诗·豳风·七月》：“穹室熏鼠，塞向槿户。”使用熏炉焚烧具有香味的草药可以抗菌杀虫，也有利于室内空气清新。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明确出现掌管熏香的官员“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蝈氏掌去蛙黾，焚牡菊，以灰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则凡水蛊无声。”凤翔地区的姚家岗宫殿建筑基址附近还采集到一件凤鸟衔环铜熏炉，除底座为覆斗形外，其形制与西汉以来的豆式熏炉较为相似。到西汉时期，熏炉等遗物开始广泛出现于中高等级的贵族墓葬中，马王堆汉墓M1、M2分别出土豆式陶熏炉2个，熏炉内还发现有高良姜、辛夷等具有清凉、散气性质的熏香香料。与此同出的帛书《五十二病方》还记录了利用香薰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取女子布，燔，置器中，以熏痔，三日而止。”除了出土资料外，《史记》中亦有汉代名医淳于意曾经使用熏疗法治愈济北王侍者韩女的记录。总的来说，西汉以来采用熏炉燃烧香料治疗疾病的方法已经较为成熟。武帝时期，博山型熏炉出现并开始流行。由于博山型熏炉炉盖顶“山”型装饰与汉武帝时期流行的“仙山”概念相似，现代学者如艾素珊、杰西卡·罗森、扬之水、练春海等先生都先后撰文指出博山型熏炉是汉武帝时期神仙信仰的产物。正如本文开头叙述，博山型炉盖的图像元素的确可能是同时期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反映，但是这不应当掩盖博山型熏炉本身具有的实用功能。《博物志》：“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瘥，长安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犹不歇。”直至西晋时期人们的历史记忆中仍保留着汉代熏炉具有治疗疾病的实用功效。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熏炉显示刘贺可能并不适应当地气候。迄今为止除海昏侯墓中出土多件铜熏炉外，南越王赵昧墓中出土熏炉也高达13件。双方所处时代及身份皆差异明显，但是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皆属于广义上的“南方”。在汉代人心目中，南方的气候、地理条件都显得过于卑湿，并不适合长期居住。高后时期与汉王朝与南越国发生冲突“会暑淫，士卒大疫，并不能逾岭。”贾谊在长沙时也产生了“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的恐惧心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提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也证明直到西汉中期人们面对南方湿热气候条件的消极态度。事实上，由于生活环境相对恶劣，整个西汉时期长江流域的人口尚不能和*河流域相提并论，海昏侯国位于当时的豫章，文献记载豫章郡总计仅有户数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户，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刘贺最初就封的昌邑国环境则相对较好。《尚书·禹贡》将九州土壤根据肥力划分三等九级，其中昌邑所在的兖州“厥土黑坟，厥草推翻，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该区域的土壤呈黑色，土地肥力中下，即便这样到平帝时“山阳郡户十七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万一千二百八十八。”同一时期昌邑比海昏国所在区域人口多出一倍有余，西汉时期*河流域的生存环境要好于长江流域。刘贺经历了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他从征和年间出生于昌邑国到元平元年（公元前74）被诏至长安，其人生的大半部分活动经历皆集中于*河中下游区域，显然对这些地区的气候、环境更为适应。由于受到宣帝排挤，本来历经*治风波而身形枯槁的刘贺不得不面对长江流域更为潮湿闷热的环境。在此基础上，熏炉成为缓解这种苦境的有效工具。《伤寒论》载：“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通过香薰的手法能够排热解*，海昏侯墓中出土大量的铜熏炉可能正是为治疗与防止疾病侵袭所作的准备。可以佐证的是在更南端的岭南地区，由于气候较吴楚之地更为闷热潮湿且多蚊虫侵扰，广州地区汉墓中多发现有熏炉随葬，《广州汉墓》总计发掘汉代墓葬余座，其中墓葬中出土熏炉数目总计将近件，占到墓葬总数的50%。使用熏炉排解体内*素的风俗至迟在汉代已经形成。
除了刘贺本人经历提供的线索外，海昏侯墓中熏炉出土位置也暗示刘贺与香薰行为有密切的关系。目前西汉时期墓葬保存较为完好且出土多件熏炉的高等级贵族墓葬有满城汉墓M1、南越王赵昧墓及本文涉及的海昏侯墓。通过比较以上三座墓葬中熏炉分布位置的异同有助于我们理解海昏侯墓中铜熏炉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满城汉墓M1中出土铜熏炉5件，其中2件位于中室并与帷帐等随葬品共出，后室中部2件靠近墓主人，后室南部侧室出土1件，报告编写者结合侧室内出土遗物推测该空间可能为浴室。南越王墓出土铜熏炉11件，陶熏炉2件，其中东西耳室共出土4件，其余熏炉则分布于发现殉人的东西侧室中，墓主人所在主室并无熏炉出土。根据目前已经公布资料来看，海昏侯墓出土熏炉13件，已公布出土位置的熏炉有3件，这几件遗物无一例外都出土于主椁西室南部。根据以上情况可将墓葬中熏炉出土位置分为三类：特殊空间；左右耳室；墓主人所在空间。特殊空间指满城汉墓中室出土的熏炉，诸多观点认为该墓中室应为墓葬的祭祀活动空间，则该区域出土熏炉也应在此语境下发挥相同的功用。出土于左右耳室的熏炉以南越王墓为代表，其熏炉出土多伴以食器、炊具、水器、杂器、兵器、乐器、工具等材料，更像是墓主人生前财物的集中体现。最后一种则是熏炉靠近墓主人或与墓主人在同一空间，满城汉墓后室中部、南越王墓东西侧室以及海昏侯墓出土的熏炉都属于此类情况，南越王墓主室中虽未见熏炉，但是东西侧室殉人身侧都有熏炉随葬，也符合此类特征。熏炉与墓棺共出同一空间显示出器物与逝者之间密切的关系，结合以上出土熏炉皆为实用器来看，这些遗物应当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重要器具，而并不单纯为墓主人逝去陪葬放置。比较特殊的是满城汉墓M1后室南侧出土的熏炉，出土器物组合显示该空间可能为浴室，如何解释浴室中出土熏炉这一现象？《周礼·春官》：“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衅浴，谓以香熏草药沐浴”。至迟在战国时期，将熏香、沐浴等结合起来祈求安康的方式已经出现。通过考古材料观察，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熏炉根据位置不同其内涵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海昏侯墓中剩余的几件熏炉还未公布，从已公布资料看该墓出土熏炉和墓主人的关系还是较为密切的，结合刘贺本人的经历来看，这些器具可能与祛湿排*的香薰习俗有关。
二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海昏侯墓中出土多件铜熏炉可能与其器物本身的实用功能有密切关系。熏炉本身也是汉代社会文化中较为流行的器具之一。两汉时期大中型墓葬中多有熏炉身影的出现，一方面显示了熏炉流行人群的主要构成，同时也暗示熏炉在墓葬空间语境下或许有其更丰富的含义。接下来将以“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海昏侯墓中出土熏炉的内涵。
在两汉时期各型各式的熏炉中，博山型熏炉是引起人们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