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导弹之父”。
-，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年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和全国*协副主席。曾被中央*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但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
医学的前途是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01
中医包含着科学真理
1、我们知道中医包含着科学真理，非常宝贵的科学真理，但人们“以貌取人”，怀疑中医有没有真理，或进而认为中医是封建糟粕。（年5月16日致李印生——《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国防工业出版社，6）
2、中医理论托附于阴阳五行干支的思维框架，已经是辩证的了，比经典西医学强；但我想中医理论还是有点简单化，所以中医名医还要靠临床经验。（年11月21日致刘静和——《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3、我的体会是，中医理论就是把几千年的临床经验用阴阳五行干支的框架来整理成唯象学理论。这个框架一方面有用，因为它把复杂的关系明朗化了；另一方面又有局限性，因为框架太僵硬了。你们搞中医唯象学就是一方面要发扬传统中医的优点，一方面补其不足。（年11月4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4、老中医也知道，只阴阳五行也不够用，他们都根据自己临床经验和思维联想加以补充。我想主要是相生相剋。但这也就是辩证法！（年10月7日致于景元——《钱学森书信选（下卷）》页）
5、中医理论就是典型法，从病人各种典型概括出阴阳五行的理论。但就是对人体这一千百年事例中得出的中医理论也不能作为死教条，按病人实际情况还应做适当调整。中国有名的中医都是根据自己行医经验对医方做些适当变动，这才是名医，不是庸医。（年1月25日致李世辉——《钱学森书信选（下卷）》页）
6、医学不已有几千年的经验了吗？人的一生是有变化的，生、老、病、死，但模式基本一样，在几千年中重复了亿亿万万次，所以医学，特别是中医，是有经验基础的。（年12月2日致王寿云等六同志——《钱学森书信选（下卷）》页）
7、中医的理论是系统观的，这是科学的。（《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页——此为年至年钱学森在所学术讨论会上的历次讲话汇编）
8、中医的特点在于从整体、从系统来看问题。（《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页，人民*医出版社，12）
9、中医理论中的阴阳说和五行说，中医理论的脏腑论和经络学说，中医理论的六淫、七情，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这些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观。应该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技术挂不上钩，语言、概念是两套。（《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7页）
10、信中所述中医“证”的观点我同意，“证”是高层次整体性的。但系统论也不是元气论，只强调整体，不考虑微观原子论、还原论，系统论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年8月26日致*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11、经络是我们中医理论中基础性的东西，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页）
12、十二经络不能代表两个系统，是一个功能系统。（《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页）
13、系统的理论是现代科学理论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医理论又恰恰与系统科学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还有个旁征，人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已经指出中医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不仅因为有中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几千年和这么多人民的实践证明，而且另一方面，中医的看法又跟现代科学中最先进、最尖端的系统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所里讲的人体科学的看法。我讲过，越来越证明我们这个观点错不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页）
14、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但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年12月11日致徐振林——《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15、医学的前途是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页）
16、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年9月23日祝世讷——《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02
中医理论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
不是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
1、中医理论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其实这里并没有贬低中医理论的意思，没有自然哲学也就没有自然科学；今天的中医理论正是将来中医现代化（或医学科学革命）的老祖宗。（年3月17日致*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
2、人类认识自然界之初，必然有一个自然哲学的阶段。在经过了科学的巨大发展的今天，已经不再需要自然哲学了，而应该接受自然科学。我认为中医理论很像自然哲学。其中包含着人类智慧的珍宝。人体科学很需要这部分珍宝，要加以整理、提高，而绝不能丢掉。（《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纵横观》页）
3、什么叫自然哲学？什么叫自然科学？我以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称之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
那么，什么叫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学问是：一方面研究一种对象的学问，但一方面又和全部自然科学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如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学、电子学、机械学、水力学、海洋学、气象学等，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所以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年6月2日致*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4、中医是东方古代的自然哲学；而恩格斯早就说过，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后，再去恢复古代的自然哲学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倒退！所以我们要实现中医现代化，也要把中医的哲学理论现代化；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语言改写中医的理论。
而现代系统科学语言中最接近于这个东方古代的自然哲学的是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吴学谋同志的“泛系元理论”。（年8月19日致肖汉明——《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03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系统论为指导
1、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系统科学来攻中医现代化这个关是可以肯定的了，这就是中医现代化的战略。（年12月30日致*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2、要注意现在已有苗头的一些很重要的哲学观点，这就是系统论，人天观。系统论，人天观实际是人与宇宙形成一个超巨系统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一些最核心的观点，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等的一个新的补充。（《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页）
3、我们在北京的同道近年来已明确地认为：
1）有一类特殊复杂的系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2）人体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3）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能用Prigogine的方法，也不能用Haken的方法，那些都不行，只能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因此中医系统论也必须用这一概念，老的一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以为中医理论其实已蕴育着我上述现代化的观点。（年3月30日致祝世讷——《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4、什么是人天观？请注意在复杂巨系统前面的“开放的”这三个字。开放是说人体这一复杂巨系统是与其周围环境有不断交往的：小的是呼吸、饮食、排便，还有声光信息的受与发；大一点如人生活的环境既对人有影响，而环境又不断受人的影响与改造；再大一点的就是阳光，空间磁场，宇宙线对人体的作用。
所以人体是对小到生活周围，大到宇宙，都有交往，都是开放的。这一观点，我称之为人天观。把人放在主动地位，不是我国古代的“天人观”。（年1月26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下卷）》页）
5、18世纪开始的所谓“中西汇通”，大概脱不了当时的“西为中用”；也有点成绩，如中药引用了西洋参。五六十年代的“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用西医的理论来改造中医，有成绩；但最后也走不通，中西医结合的老专家邝安堃就亲口对我表示困境。
我想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再就是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医药是对人的，而人体就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是复杂巨系统，不仅仅是系统，更不是简单系统。这些都是带根本性的，是新一代中医药学研究的出发点。
一要注意不搞机械唯物论，盲目相信仪器；
二要注意不搞简单化，把人体当作简单系统。仪器读数是表象，深层实质是复杂的，决不能“一对一”。
中医药研究要走人体科学的道路，也就是综合中医和西医等的成就，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医学、21世纪的医学。而综合要靠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年6月15日致宋健——《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6、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的形成和从定性到定量总合集成法的创立是中国人的功劳，从此人认识世界的能力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既然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我们研究人体科学，就要应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这是一个根本的观点和方法论。
现在我要说，我们的理论又上升了，上升到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个观点，我们要以这个观点，来改造一切旧的、关于人体的学问。（钱学森《对人体科学研究的几点认识》——《中国人体科学》，1卷2期53页）
7、西医中的人知识面不广，尤其对今天人体科学的新发现不慎了了，而新的发现却说明经典西医理论局限性太大，好多现象讲不清。所以国外医学家倒反而对中医理论很感兴趣。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启发诱导这些西医论者认识今天人体科学的实际；中医讲究意识、情绪的重要性，这又是西医论者的大忌！他们以为讲科学就不能讲意识，不能讲精神，这也是个误解。
现在科学早已证明意识和精神不过是物质的大脑活动的表现而已，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也因此意识和精神可以反作用于人体。
以上两个方面的事做得好，还可以打开一些中医的眼界，看到现代科学毕竟是进步的，不能死抱着几本中医经典不放，闭关自守。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把中外医学的好东西结合起来，用系统科学来促使中医现代化，即医学现代化。这是由低到高的扬弃！
综合而扬弃是最难的。历史上的飞跃、科学革命都是如此得来的；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剩余价值论是综合而扬弃；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是综合而扬弃！（年11月29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8、把中医（包括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等）都纳入到科学技术的体系里，创立新的关于人的科学，我称其为人体科学。
这样的科学一旦创立起来，必然会提高、改造现在已经有的科学技术体系，当然这一步应该是彻底的，不仅是现象的概括，不仅要知其当然，而且要能讲出其所以然。
这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不，不止于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是中医的未来化！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是改造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创立新的科学技术体系，所以是一次科学革命。（《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页）
04
写出一套现代的中医书籍
1、要在我国保存并进而发展中医，必须在维护中医理论全部实质的前提下，把其表面形象改变一下：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表述，不用古医书中的词句，写出真正的现代中医书籍。这要一整套书，不是另星的一本、几本，要从人体理论到医理，到临床医学。
所以中医（当然包括藏医、蒙医等）的现代阐述是一件关系到祖国传统医学的生死存亡大事，而且时不我待呵！（年5月22日致崔月犁——《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2、为什么中医教育办不好？后继乏人！
我想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中医的面貌看起来好像不和现代意识形态相一致：古文而不是现代语文，讲什么阴阳五行……而不是对立统一和大系统等等，从而使现代的中国青年难于领会，学也学不进，更不要说掌握医理了。
中医理论的这一令人生畏的形象也使得不少人对它不理解，所以尽管《宪法》上明明写了，他还不愿支持，甚而打击。就连中医学院也有人反对中医！
怎么办？
我想只能对症下药，给中医换装！把中医理论、中医医理用：1、现代语言，2、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来阐述清楚，写出一套现代的中医书籍。
这还不是中医现代化，不是用将来会出现的人体科学来提高中医，创造新医学，只是保留中医的真正科学内容，老老实实地阐明中医的道理。请老中医同志不要担心，我们是要把中医的珍宝保留下来！
我在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大自然探索》年3期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讲的就是这项工作。我现在感到它已经十分迫切，不能拖延了！我们要培养下一代中医只能用这套书籍，不然培养不出今天的中医。
有了这套中医医书，反对中医的人也能说服了。因为我们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呀！
我也认为只要领导下这个决心，做这件工作的人是有的，集中起来干，五年就能出第一本书。
这件事也是贯彻执行《宪法》的条文，是大事；我不知向谁讲，先向您讲吧，请您考虑。（年5月16日致李印生——《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3、我现在认为，中医所遇到的困难是个20世纪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医理论讲阴阳五行，令人望而生畏！我国的各级领导总是不大敢放手支持中医、发展中医，心里怕。怕封建迷信、会道门又来了。这当然是误解，但你的语言吓人呀。在旧社会，官僚们不禁封建迷信、会道门，所以中医反而可以生存！
再就是：那一套阴阳五行，对青年格格不相入，即便他学会读古汉文，他也领会不了中医的精髓。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搞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除去中医理论中的糟粕，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表述。这样中医理论就可以发放出它固有的光辉，丢掉它现在的吓人的假象。
为什么一定要讲“子午流注”，不直说“人体昼夜节律”？也因为中医理论还不是现代科学，所以就如写文章还不是现代科学一样，中医临床看病，多少是得靠老师带，以身教为主、言传为辅。中医教学最后要老师带着看病，一年、几年才能学成。（年6月2日致*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4、科学技术是一个整体，中医不能独立于世界科学技术体系之外；犹如今天的中国不能闭关自守一样。阴阳五行学说如是科学真理，就应能把全部自然科学都概括在内。
如不能，那就只有用今天科学技术最高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阐述中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年12月1日致王敬——《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05
建立唯象中医学
1、古典中医理论提供了一个以阴阳、五行、干支启发出来的框架，这是一大发明，但我们还只能说是启发，不是结论。到底框架是什么，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用中医的临床实践去检验，不合适的地方要修改。最后达到合适的框架，这时唯象的中医学也就出来了。
现在我想，中医的名医都实际在根据他自己的临床经验修订了医书上的框架的。
其实，建立这种根据人体是开放复杂巨系统认识的唯象医学，用的临床经验可不必限于中医，西医的也可以吸收，但不用西医的解释，而用我们的框架。这才是中西结合的新医学。（年1月14日致*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2、医易、阴阳等等也是中医对人体功能状态变化运动的思考方法，也是中医思维的表现。
但我认为真正要建立唯象中医学，还有深入下去的工作，即通过运用中医思维学来以现代语言构筑人体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模型，由此进而讲清人体功能状态的变化运动规律。最后建立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中医学。（年12月2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3、发展中医只有这一条路，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来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辨式的论述解脱出来。
要换装，变成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中医理论，什么叫唯象理论呢？就是完全从现象来总结、概括，得出系统的理论。
也就是说，只讲其当然，现在还讲不出其所以然。根据实践的经验，说明这是怎么回事，把它讲得有条有理，这就叫唯象中医学。（《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页）
4、如何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去创建唯象中医学？医学已有几千年历史，医案记录浩如烟海,这都是定性的点滴认识，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加上电子自计算机的帮助，综合集成是可以实现的。
不但传统医学的医案，而且西医的医案也可以用新观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归纳进来。这就是综合扬弃，创建21世纪的新医学。（年12月8日致杨学鹏——《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5、有丰富临床经验的老中医都会根据自己的实践认识对理论框架做局部小调整，但一般不会著书立说，只授其亲近的门生。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医理论看成是僵化了的死规律，它是在发展中的。
问题是怎样把老中医的智慧总结起来，汇集成唯象中医学？我想可以用现代科学技术，即：
（1）用专家系统、人工智能技术把每一位老中医大夫的学问经验记录成电子计算机程序。这项工作在几年前已开始了，只是扩广的问题。
（2）有了大量不同的老中医指导下制成的各有特长的专家系统，我们就可以将其汇总综合。这也已有具体方法，即我们现在称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
（3）综合的结果是唯象中医学。新的中医临床经验还可以不断补充进来，所以这样的唯象中医学是不断发展的。（年8月14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6、如中医工程学会能把各家中医的专家系统用中医理论宗合成一个中医计算机辩证施治系统，将是一件大事。这个系统可以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完善，那就是唯象中医学了。（年10月10日致谭高德——《钱学森书信选（下卷）》页）
7、对唯象中医学的研究您主张在中国古代医易的基础上构筑唯象中医学。而我认为中国古代医易的局限性太大，不适用于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不久前见到西安西北大学孟凯韬写的阴阳五行学说的数学论证，可见五行说的毛病在于把客观存在的复杂性简单化了。所以我不赞成您的主张，我认为您还没有从家传的中医学解放出来，真正进入现代科学。
我劝您要大胆创新、实事求是，千万不要把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硬框在阴阳五行之中！阴阳五行不能解决社会科学问题，阴阳五行也不能解决人体科学问题。（年2月16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下卷）》页）
8、所谓唯象学方法论，即一切从实践出发，先概括出若干经验规律，在进而构筑一个经验规律的体系。
所以唯象中医学，即从中医临床经验构筑一个医学理论，也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中医理论体系。这将是人体科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组建唯象中医学的过程中，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参考医易理论；但易的理论体系太简单、太机械呆板，不能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体——的全部学问。
我国老中医的行医理论就是唯象中医学，用了周易的思想方法，但又不拘泥于周易，而是根据经验加以变通。（年7月9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下卷）》页）
9、古典中医学中的心，看来包括了血系统及脑系统。脑血关系密切，人脑只占全身重量的2%，但用血量却占全身的15%用空气量占吸入的25%。
所以经典中医学认为心主神明，又主血脉。在今天我们建立唯象中医学则似应心、脑分为两的角色单元。即在唯象中医学，我们应根据今天我们对人体的认识，从新设计各角色单元，不必一定要从古。（年3月23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下卷）》页）
10、所谓唯象理论是指一门学问，它是根据大量的实践，概括出来的；它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深层次结构去找事物的本源。中医不讲人体生理学、不讲细胞等，所以中医理论是唯象（现象）理论。（年4月7日致钱文景——《钱学森书信选（下卷）》页）
06
创建人体科学的中医学
1、中医和医学要走人体科学的路子。（年6月25日致李志超——《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2、中医这个宝库似只有用现代科学技术打开后，才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而这项工作又必须建立在对中医理论的正确理解。（年4月18日致徐宝源——《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3、经典的中医学、西医学都有其不足之处。如：中医理论中没有人体人脑的结构和功能介绍，而西医实践中一般误诊率不下于1/3。中西医结合则也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人体潜能的发现。（年9月12日致吴邦惠——《钱学森书信选（下卷）》6页）
4、关于第四医学、超越医学的问题，我看是个科学态度的问题。说第一医学就完全把病人看成是反映物，完全被动，这并不是临床医生的看法。吴阶平同志就亲口告诉我，他认为医生要激发病人心理功能，不然治不好病。
因此我认为我们要科学地对待问题：先规定什么叫常人，要有一系列指标；然后定义第四医学是：培养人明显地超越这些指标的医学。这也就亮出第四医学的旗帜，才能站稳脚。（年8月30日致王修璧——《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5、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但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
所以请您也注意并收集国内、国外近年来对时间气象医学的研究成果，以发展并深化我传统的时间气象医学。（年12月11日致徐振林——《钱学森书信选（上卷）》页）
6、我近来总感到医学，治病的医学，总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会得病？不是总有人不得病吗？这种病（指“无症状心肌缺血”）既然不是细菌、病*感染，是人自身的问题，但问题在哪里？
这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求答案的难题，医学界好像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年12月26日致王士雯——《钱学森书信选（下卷）》页）
7、中医与西医要真正结合，扬弃上升为新医学、人体科学的医学，的确很不容易，我曾说过：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珠穆朗玛峰！难的原因在于新医学是人体这样一个开放的巨系统的科学，除了中医、西医用的语言概念不同，还要用新的思维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对此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召集对此有兴趣的中医、像您和对此有兴趣的西医、像吴阶平大夫开讨论会。所以我寄厚望于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年2月29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下卷）》页）
8、“泛化”思想来源于“象”即意象、形象，也是从整体上认识事物。这一思维方法的优点在于宏观，能避免微观方法的因小失大。我国的中医就是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称之为“唯象中医学”。
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来看问题，则“小”，微观认识不是可以不管的。也就是您还应该下点功夫学些西医学、生理学，使对人体的认识能落实到物质基础——细胞，以及细胞的内部物理与化学过程。
然后把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这是对人体这样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进行研究认识的方法。
所以我几年前就向您宣传这个观点，唯象中医学是第一步，下面的任务是把唯象中医学与现代西医学辩证地统一起来，扬弃为更高级的医学，21世纪的医学。（年11月19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下卷）》页）
9、从巫术到医学是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规律，世界各地都如此，西方也是这样的。在西方，后来科学逐渐进步深化，就成为现在所谓西医学。但近年来又发现西医的一套也遇到困难，所以又找到中国的中医学。
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是一点不奇怪的，是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包括人体的认识。我们要从机械唯物论的西医走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医学；这是人体科学的任务。（年6月16日致陶先刚——《钱学森书信选（下卷）》页）
鄂版中草药方“肺炎1号”正式公布日前，记者从湖北省科技厅获悉，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日前发布《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肺炎中西医结合防治工作的通知》，医院巴元明等专家研制的组方4（即医院“肺炎1号”）正式公布，应用于全省新型冠状病*感染肺炎疑似、临床诊断病例及确诊病例治疗中。在参考药方中，对疑似、临床诊断病例及确诊病例推荐的组方4（曾用名“肺炎1号”)，为医院巴元明、李晓东、闵晓俊等带领第一批发热门诊、隔离病房主任、副主任集体制定。该项目报至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后，获得高度重视。该药方治法为“和解少阳，化湿解*”。基础方剂为：柴胡陷胸汤、达原饮等。柴胡20g、*芩10g、法半夏10g、*参15g、全瓜萎10g、槟榔10g、草果15g、厚朴15g、知母10g、芍药10g、生甘草10g、陈皮10g、虎杖10g，服法：日1剂，水煎服，日3次，早中晚各一次，饭前服用。其余3组药方为此前公布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推荐处方和国家中医医疗救治组专家推荐方。该通知指出，对于密切接触者，出现乏力伴胃肠不适者推荐服用藿香正气软胶囊（滴丸、水、口服液）等芳香化湿类中成药，常规剂量。出现乏力伴发热者推荐服用连花清瘟胶囊（颗粒）、金花清感颗粒、防风通圣丸（颗粒）、疏风解*胶囊（颗粒）、抗病*口服液等清热解*类中成药。从历史和文献角度，谈谈此次疫情中推荐的清肺排*汤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大大小小瘟疫不断，有史可考的疫情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年都有发生。在这年里，中国发生重大疫情共次；其中，秦汉34次，三国8次，两晋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4次，清朝次；平均6.1年发生一次大疫情，后期频率更快，到了清朝，是2.3年。
《说文解字》：“疫，民皆疾也。”《素问遗篇·刺法论》也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南阳活人书》：“问：一岁之中，长幼疾状多相似？答曰：此名温疫也。四时皆有不正之气，春夏亦有寒清时，秋冬或有暄暑时，人感疫厉之气，故一岁之中，病无长少，率相似者。”可见，古人已经意识到，瘟疫是具有较强传染性，并且症状类似的一类疾病。
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相继出现多例新型冠状病*感染的肺炎患者，随着疫情的蔓延，其他地区也陆续出现了感染者。年1月25日大年初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即依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先组建了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赶赴武汉，进行支援。
年2月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联合发布《关于推荐在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型冠状病*感染的肺炎中使用“清肺排*汤”的通知》。通知中推荐的清肺排*汤是由中医经典方剂中的麻杏石甘汤、射干麻*汤、小柴胡汤、五苓散为主组合而成。具体组成为：麻*9g、炙甘草6g、杏仁9g、生石膏15～30g(先煎)、桂枝9g、泽泻9g、猪苓9g、白术9g、茯苓15g、柴胡16g、*芩6g、姜半夏9g、生姜9g、紫菀9g、冬花9g、射干9g、细辛6g、山药12g、枳实6g、陈皮6g、藿香9g。
上述通知是在本次疫情中全国范围内4个省份应用例3天有效率90%的基础上发出的；从通知发出到使用至今的更大范围、更多样本的实践又进一步证明了其正确性和极大的医学价值。
上述清肺排*汤中包含的四方皆出自《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是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开创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先河，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论·序》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肘后备急方》称：“伤寒、时气、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又贵圣雅言总名伤寒。”结合张仲景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其所谓的“伤寒”与后世说称的“瘟疫”是一回事。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其动机来自于其家族多人中，多死于伤寒病。所以仲景之方，灵活化裁，用法得当，当是可治伤寒（瘟疫）的良方。
《伤寒杂病论》问世后，经过两千多年的重复实践，后世相继有多种围绕该书的著作问世，历代的实践无不证明其正确性。该书中记载的方子被尊为“经方”，作者张仲景被尊为“医圣”。在国外，如日本称中药为“汉方”，应用的主要是汉代该书的方剂。●麻杏石甘汤
麻杏石甘汤是麻*杏仁甘草石膏汤的简称，《伤寒论》中有两处记载：一为“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杏仁甘草石膏汤”；一为“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杏仁甘草石膏汤”。
清代吴鞠通在所著《温病条辨》指出该方体现了“辛凉甘淡”之法，组方“以麻*中空而达外，杏仁中实而降里，石膏辛淡性寒，质重而气清轻，合麻杏而宣气分之郁热，甘草之甘以缓急，补土以生金也”。从民国至今，临床用于治疗各种类型肺炎屡见不鲜，有许多的成功病例。笔者虽然没有治疗此次新型冠状病*肺炎的经验，但是从医30多年来用此方治疗过许多外感发热、咳、喘病例，仅举一例，一山东63岁男性患者入ICU一月，入院诊断双肺大面积感染、右肺积液；左脑大面积梗塞；心脏前壁梗塞，体温持续38.5度，物理及药物降温后37.5度，稍有意识，无法脱离呼吸机，已长期、大量使用抗生素等药物，已发3次病危通知。在其他治疗不变的情况下，以麻杏石甘为主化裁，6天体温降至正常，且撤掉呼吸机。●射干麻*汤
射干麻*汤出自《金匮要略》，原文如下：“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汤主之。”文中“上气”当是咳嗽严重后，气急，呼吸困难之状。
清代陈葆善《燥气总论》：“若始终在上焦气分者，痰嗽喘逆，胸结气壅，或水潴而不行，小青龙加石膏汤、瓜蒌薤白半夏汤、射干麻*汤辈皆可采取。惟不可纯用伤寒辛温之药，亦不可纯如温病辛凉之剂，必须辛、寒、温三义俱备，方为合法也。”上文特意强调，如果痰湿在上焦气分，胸结气壅之时，不可一味用辛温或辛凉之药，当辛、寒、温三法齐用，此种治疗思路正适合此次疫情大多数病人伴有湿邪的情形。翻阅本草学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射干主“咳逆，上气”；紫菀主“胸满，咳逆”；款冬花主“胸满，咳逆，上气”；干姜（生者，尤良）主“胸满，咳逆，上气”；细辛主“咳逆”；半夏主“胸胀，咳逆”；五味子主“咳逆，上气”。但五味子性酸有收敛之性，故而专家在清肺排*汤将其去掉，以防“闭门流寇”。●小柴胡汤
小柴胡汤临床各科运用较多，是中医临证的高频处方之一，在《伤寒论》中出现频率也很多，是和解方剂的代表，此处仅列出最具代表性的一处。《伤寒论》：“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
《伤寒论方·和剂》：“柴胡者，少阳主药也。兼*芩，邪入内则热也；兼半夏、生姜，有饮而呕逆也；兼参、甘、枣养正而调其阴阳。小柴胡得擅和解之功，实赖此也。然人小气体所挟不同，故以柴、甘、生姜为定药，余则增减随症耳。”清肺排*汤将小柴胡汤中人参一味去除，因怕补益影响祛邪，可谓灵活加减，与上文中所说“然人小气体所挟不同，故以柴、甘、生姜为定药，余则增减随症耳”一致。明代《济阴纲目》记载：“小柴胡汤治瘟疫，内虚发热，胸胁痞闷，及在半表半里，非汗非下之证。”不仅医学古籍中记载了小柴胡汤治疗瘟疫，古代史书也有记载，《宋史·五行志》：“（绍兴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宋会要辑稿》对宋高宗亲自颁布药方的记载更为详细：“（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三省言：初伏，差医官给散夏药。上宣谕曰：比闻民间春夏中多是热疾，如服热药及消风散之类，往往害人，唯小柴胡汤为宜。令医官揭榜通衢，令人预知。颇闻服此得效，所活者甚众。沈该等曰：陛下留神医药，其恤民疾苦可谓至矣！”●五苓散
五苓散为治疗水湿停留的常用方剂。《伤寒论》记载也有多处，现仅录一条：“太阳病篇蓄水证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伤寒明理论》：“茯苓味甘平，猪苓味甘平，甘虽甘也，终归甘淡。《内经》曰：淡味渗泄为阳。利大便曰攻下，利小便曰渗泄。水饮内蓄，须当渗泄之，必以甘淡为主，是以茯苓为君，猪苓为臣。白术味甘温，脾恶湿，水饮内蓄，则脾气不治，益脾胜湿，必以甘为助，故以白术为佐，泽泻味咸寒。《内经》曰：咸味下泄为阴。泄饮导溺，必以咸为助，故以泽泻为使。桂味辛热。肾恶燥，水蓄不行，则肾气燥。《内经》曰：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散湿润燥，故以桂枝为使，多饮暖水，令汗出愈者，以辛散水气外泄，是以汗润而解也。”据成无己所言可以看出，仲景制方也多遵循《*帝内经》之道。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记载：“己未年，京师大疫，汗之死；下之死，服五苓散遂愈，此无它，湿疫也。”民国时期陆渊雷《伤寒论今释》中引《博闻类纂》云：“春夏之交或夏秋之交，霖雨乍歇，地气蒸郁，令人骤病，头疼壮热呕逆，有举家皆病者，谓之风湿气，不知服药，渐成温疫，宜用五苓散半帖，入姜钱三片，大枣一枚，同煎，服一碗，立效。”可见，五苓散在古代也常常治疗疫病，尤其是伴有脾胃运化失司的患者更为适宜。明清之时，涌现出了一批温病学专家，也留下了许多温病学著作，有的是温病学通论著作，有的则是瘟疫类专书。如吴又可《瘟疫论》开温病学著作先河；叶天士《温热论》创卫气营血辨证；杨栗山《伤寒瘟疫条辨》记录了治疗热疫名方升降散，蒲辅周与薛伯寿师徒尤为推崇；余师愚《疫疹一得》创制清瘟败*饮，石膏的运用可谓有胆有识；吴鞠通《温病条辨》里含有大量前人方剂，并创制新方，既自成体系，也可“羽翼伤寒”；王孟英《温热经纬》师古而不泥古。此外，还有如《随息居重订霍乱论》《鼠疫汇编》等治疗一种瘟疫疾病的专书，也可称为佳作。每一位优秀的中医师，都是站在古代先贤的肩膀上，结合自身经验，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化裁后，取得良好的疗效。本次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推荐的清肺排*汤的临床实践证明，它同整个中医学的发展轨迹一样，都是在学习古人理论与经验基础上，融合新的认识传承创新产生的。在传承基础上结合本次疫情、病情的实际情况创新，将传承与创新良好的结合，在战胜疫情中发挥巨大作用，造福人类健康。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