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患者问“医生，我到底得了什么病，为什么还没好？”“医生，我是不是得了癌症？”之类的问题，我的脸上一定要做到波澜不惊，然后说出一个无懈可击的答案。
医学知识浩如烟海，说一个存在类似症状的诊断，大多数时候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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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天，一个夜班，老丁的妻子来到病区办公室，说老丁胸口灼热很难受，想让我过去看看。我起身赶去，可站到病房门口，眼前的一幕让我感到啼笑皆非——六十多岁的老丁把灰色POLO衫的下摆撩到胸口，双手高举，整个胸腹部都紧紧贴在墙壁的白色瓷砖上。他扭头看着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洛医生，我的胸口太热了，这样贴上去就很舒服。”南方初秋暑意未消，早晚间依旧有些凉意，我担心老丁着凉，便劝他坐到床上让我听听心肺。老丁一脸不情愿地离开墙面的瓷砖，一屁股坐在床上，露出孩子般*气的神情：“洛医生，这都打了这么多天针了，为啥还是反反复复的不舒服呢？”老丁的额头很开阔，眉间拧成一个“川”字，黑白相间的短发矗立着，隐约能看见头皮。他脸颊的肉顺着唇角微微下垂，配上抿紧的嘴唇，看上去既焦虑又紧张。我含糊地“嗯嗯”了两声，把听诊器放到他的胸口，听了一会儿，然后按了按他的肚子，问这样按会不会痛？“不会。”我把听诊器收到白大褂的口袋里，露出一个微笑说：“您这是慢性病，肺气肿，本身就是没法完全治好的，而且随着时间拉长会有所加重。我们治疗的目的就是尽量把这个症状减轻，减少发作的次数，不过这需要时间，咱们得耐心点儿。”老丁皱着眉头，忧心忡忡，“我听老朋友说这是热气迫肺，属于内热，需要使用清热解*的药物，你们有没有给我用上啊？”我看了看他正在使用的药物单，正巧，里面有一款“清热解*”的中成药注射剂。他听后，眉头稍稍舒展了一些，神色有所缓和，我趁热打铁让他别再贴瓷砖上降温了，医院里细菌多，瓷砖很脏，另一方面这样做确实容易着凉，“着凉了可不好，外寒内热，病情会加重的。”“那我该怎么办？”老丁望着我。“可以弄块凉毛巾来敷一敷，我这边再给您用点药，就肯定会舒服了。”“用什么药？”老丁忽然露出警惕的表情。我怔了一下，说是缓解症状的药。“等等吧。”老丁眼里闪过不信任的冷光，“我先敷一敷毛巾。”走出病房，我让护士给老丁量个体温。过了10分钟护士来报告，说他的确有些低热，但暂时还不需要做药物处理。我心里很清楚，无论是老丁胸口灼热还是发烧，其实都不是肺气肿引起的……我是一名内科医师，在一个南方小镇上的卫生院工作。卫生院占地面积不大，大门仅能容两辆小汽车同时出入，楼与楼之间的空间狭小逼仄，就诊人数多的时候，院内到处停满了各种车辆。冬天有风的时候还好，每到潮湿闷热的夏季，行走其间，总令人感到胸口憋闷，仿佛待在蒸笼里一般。外部空间如此，里面也好不到哪儿去。卫生院体量不大，总共也就开放多张床位，这个数目，医院的某些病区，所以病房里的拥挤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走廊放了加床和床头柜之后，留下的空间只够两个成年人毫无间隙地并排走过。三人病房里的病床间距不到80厘米，双人病房好一些，但也就1米左右。每次需要将病床推出来的时候，都要像个娴熟的老司机一样左挪右闪才能成功把病床带出病房，待到要推进去的时候，又要大费一番周折。与这样条件相匹配的，是捉襟见肘的医疗资源：老旧的医疗设备、学历低的年轻医生、药品种类不齐全的药库……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医院就诊的人，都不会将我们这里作为首选。所以我们收治的患者大多都是家在附近、病情较轻的。而特别危重的患者，医院，基本上都是出自于同一个原因——等死。这个南方小镇有一个传统的说法，人的最后一口气必须在家里或是祠堂咽了，否则就会变成无人供奉的孤*野*，找不到回家的路，也没办法投胎转世。因此，镇上的人会把濒死的亲人送到卫生院，让他们在医护人员的围绕下，走上最后一程。当某一天，医生宣布“可以回去了”，家属们便迅速将病人送上救护车，一路奔向村里的祠堂。在这些等死的病人当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晚期肿瘤患者。老丁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了，和很多病友一样，他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病情。老丁不是我的病人，卫生院规定，“谁收的病人谁管理”，原本我和他并不会有太多交集，第一次接触，是因为同事的嘱托。那天夜班，轮休的同事王医生忽然给我打电话，说他的一个病人请假回家后不舒服，要回科室来处理一下，让值班的我先帮忙看看。我把手机放下不久，老丁就来了，一同过来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妻子。老丁的儿子比我高，大踏步地走在父母的前头，一见到穿着白大褂的我，便扬起下巴，毫不客气地说：“王医生说他刚交代过了，让我们来这里处理一下。”没有称呼，也没有个“请”字，在医院里，这种家属并不少见。老丁夫妇倒是十分客气，口中说着“麻烦了”，脸上也都带着笑，不过老丁笑得有些勉强。我让老丁在他走廊的加床上坐下，问他哪里不舒服。他摸了摸胸口，告诉我：“这里不舒服，总觉得闷闷的。”我常规用听诊器听了一下，没有听到什么特殊的呼吸音，做了个心电图，也没发现特别的异常。老丁显得特别紧张，眉头紧皱，嘴唇紧紧合着，抿成一条细细的直线，本就勉强的笑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靠在床头的姿势，都透露出几分僵硬。他问我为什么要做心电图，我耐心解释说，因为他以前患过肺病，现在又胸闷，所以要做个心电图，看有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那结果怎么样？”老丁的儿子问话的时候，下巴高傲地指着我的鼻梁，像我欠了他百八十万一样。我说老丁有一些心肌缺血，可能是慢性肺病时间长了，影响到了心脏。“王医生说要开点药来用，你给他开一下。”老丁的儿子命令我。我不再理他，转向老丁说：“阿叔，给您用点药，吸一会儿氧，待会就舒服了。”老丁很感激，连忙问我姓什么，我把自己的胸牌晃了晃。开好药，老丁吸上氧，我回到办公室的电脑前开始写病程记录。过了一会儿，老丁的妻子踱进来，堆着一脸笑，凑到我的旁边轻声问：“洛医生，用这点药就可以了吗？”其实在他们到来之前，我就匆匆了解过老丁的资料，肺癌晚期，家属期望不算高。我告诉老丁的妻子，老丁的症状不算太严重，可以先用这些药看看，要是没什么改善，再加也行——我仔细斟酌着用词。每次和家属说病情、治疗方案的时候，我都会谨小慎微。想起自己此前还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一天，一位重症病人的病情有了起色，检验的各项指标也明显好转，我喜不自胜地把好消息告诉前来探视的家属，家属连连称谢。结果到了第二天，病人的情况急转直下，家属立即翻脸，连声谩骂，不堪入耳——从此以后，我说话都会留三分，也学会了保护自己。那天晚上用完我开的药，老丁感觉好多了，自此以后，每当在病房走廊里遇到，老丁夫妇总会主动向我打招呼。有时遇到我值班，老丁还会拎着他的吊瓶走进来，跟我聊两句。兴许是王医生病人太多，平时没什么时间跟老丁沟通，一打开话匣子，老丁就停不下来，除了聊自己的身体状况，还会讲些他年轻时候的事。一来二去，我慢慢了解到老丁的一些往事。老丁年轻的时候在采石场工作，开山放炮、切割石块、扛包搬运……什么都做过。因为知识有限，没有做防护措施的意识，工作时都没有佩戴口罩，积年累月患上了尘肺病。尘肺病是由于长期吸入粉尘，导致肺部出现纤维化的慢性病变，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明显表现，等年纪大了，就会开始出现胸闷、咳嗽等症状。随着病情逐渐进展，就会发展为活动后气喘，更严重的还会呼吸困难、有生命危险。确诊后，医院治疗，恢复得还不错。之后他离开了采石场，干起了装修，这一干又是十年八年。装修工地也躲不开粉尘，还存在各类化学刺激性气体，老丁的肺最终变得越来越差。前几年，他感觉自己身体状态每况愈下，体力不支，活动量大一些就会有气喘，才把装修的活儿给停了。说到年轻时工作的事，老丁总是眉飞色舞，眼里闪着光，可一说到现状，他的眼神就会黯淡下来，“这是第三次住院了。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会做，哪有像现在这样（虚弱）？”老丁摇了摇头，嘴角还带着一丝自嘲的笑，“也不知道这病什么时候是个头。”其实1年前，老丁就在我们这个小卫生院住过两次院。离开之医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在化疗及靶向药物治疗过程中，老丁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整个脑袋都长满了血泡，因此不得不停止。省城的医生告诉家属，“没办法了，回去当地姑息治疗吧。”——当然，这些不是老丁告诉我的。医院医生提出来的“姑息治疗”，确实能舒缓恶性肿瘤病人身体及心理上的痛苦，提高他们最后一程的生命质量。前两年有一部叫《生命里》的纪录片，里面提到上海临汾社区服务中心设立的“舒缓疗护区”，就是这种理念的实践形态。医院少之又少，且绝大多数都只在资源丰富的大城市。在我们这家小卫生院，甚至没有开设肿瘤科，当然也没有各种各样新型的抗肿瘤药物，可以开展的肿瘤治疗手段少得可怜。如果医生发现患者属于早中期肿瘤，会建议医院治疗；假如患者已经进入晚期，家属多医院的，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与其去大城市受尽折磨，人财两空，不如留在家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回祠堂也方便。当然，这里的病人家属们也似乎总愿意相信，即使是生了重病也不该让患者本人知道。他们“贴心”地隔绝了信息，而这么做的理由通常是——“怕知道后承受不了”。所以每当有癌症晚期患者来我们科室，家属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先找个理由把患者留在办公室外，然后提着一大堆病历资料走进来。他们凑近医生，压低声音，告知患者患了什么癌，然后补上一句：“他自己是不知道的。”短暂的眼神交流后，医生和家属就达成了一种不能言说的默契。其实按法律规定，患者享有对自己病情的知情权，而医生也有将病情详细告知患者的义务。然而现实却是，如果家属明确要求医生不要告知患者实情，医生还是不管不顾地说了，患者若是做出什么过激行为，比如：轻生、对他人造成伤害……医生就会面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轻者遭到家属的投诉、谩骂和殴打，严重时还会被一纸诉状告上法庭。相比冒这么大的风险，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大多数医生还是会选择参考家属的意见。毕竟，医生也只是普通人罢了。老丁第三次住院结束，出院后的第11天，我竟然又在病房里看到了他。他的眉头微微蹙起，唇边挤出一丝笑容，说：“发烧了嘛！”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忙，我没有多问就匆匆离开了。那天午休，我和王医生在值班室里闲聊忽然想起这件事，便问：“哎，老丁又来住院了，这次怎么样？”“就那样呗，癌症晚期该怎样还是怎样，想怎样也没法怎样了。”王医生喝了一口茶，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我倒是发现他总会去找你聊天，怎么样，他有没有总是跟你说‘这里，就是胸口这里被热气堵到，所以才会难受的’？”他一边说一边模仿着老丁的样子，在胸口比划。我点点头。“我都快被他烦死了。一个上午就找我四五次，每次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只要稍微有一点不舒服立马就提着吊瓶进来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一看到他过来，我就去查房。”王医生苦笑：“其实就是肿瘤嘛，没什么好办法的，他自己肯定也怀疑，他家属又不让跟他说，弄得病人神经兮兮的。”我也觉得老丁这么敏感，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他很焦虑，总想通过蛛丝马迹来确认自己的猜测。因为家属不让明说，这种猜测大概只会让他越来越焦虑。王医生无奈地摇摇头，叹了口气，说现在凡是要加点药，老丁都会问是什么药？有什么作用？有时候给他打的是缓解症状、镇定情绪的药物，还要专门编个理由来骗他。“真是心累，这样的病人，管一个顶俩。不过——”王医生斜眼看了看我，戏谑地笑：“现在有你帮我分担火力了，好好加油吧。”王医生这边话音刚落，我就看到老丁提着吊瓶从办公室门口走了进来，我拍拍王医生的大腿，轻声说了句：“来了。”王医生扭头一看，笑容立马收起来，问有什么事。老丁先和我打了声招呼，又皱起眉头，一脸严肃地倾诉起来：“王医生，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热气憋在胸口，再加上最近洗了冷水澡有点着凉，热气发不出来，所以才会胸口难受，你说说，是不是这个道理？”王医生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老丁的自我诊断。面对一个个被亲人“善意的谎言”蒙在鼓里的肿瘤患者，卫生院的医生护士们早就习以为常了，但还是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演技。我曾经管过一个胃癌晚期的患者，老方。进医院的头两天，他突发下肢瘫痪伴有尿失禁，同时腰下部位的触觉、痛觉、温觉完全缺失。入院前，亲友们安慰他，说这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老方也觉得问题不大，来卫生院住几天，输液输到能走就可以回家了。那天，老方热切地望着我这个主治医师，眼神里满是期待，我也笑着拍他的手：“嗯！我们打几天针看看，会好起来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么简单。我看了老方近期的复查资料，某一项肿瘤免疫检测指标的数值很高；另外，腰椎核磁共振的报告的确提示了腰椎间盘突出，但里面还提到了几个微小的、建议进一步检查的异常信号。“肿瘤转移的可能性极大。”我建议老方的儿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最起码，人家的仪器设备是全的。亲属们同意了，不过几个月后，老方就又回来了，他躺在平车上，依然不能动弹，尿管还留在原来的位置，人比之前更瘦了。医院，老方做了腰椎手术，截瘫还是没能好转，肿瘤又发生了全身多处转移，持续发烧了一个月。医生让家属们好吃好喝伺候着，随后办理了出院。而家属们这次送老方来卫生院的目的也很明确——“只要人舒舒服服地走，就行。”每隔几天，老方都会殷切地问我，他的脚什么时候才能动？而我，由于经常被家属请求对病人隐瞒病情，不仅练就了一身炉火纯青的演技，还有一套成熟圆滑的话术——当患者问“医生，我到底得了什么病，为什么还没好？”“医生，我是不是得了癌症？”之类的问题，脸上一定要做到波澜不惊，然后说出一个无懈可击的答案——医学知识浩如烟海，说一个存在类似症状的诊断，大多数时候很简单。那天我告诉老方，他的腰椎间盘突出比较严重，“压得周围的神经细胞死掉了很多。神经细胞是最难长的，死了一个是一个，咱们输液是给腰部的神经消消肿，给它补充营养，尽最大的努力，看能不能恢复过来。”每次我这么说，老方总是会点头称是，旋即又会抛出另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还总发烧呢？”“在床上躺太久了，活动太少，这肺里的痰不好排，里面就容易长细菌，容易发炎，所以就老发烧呀。”其实老方发热的原因很复杂，不但有肺炎，还有尿路感染、营养不良、恶性肿瘤的影响。然而在隐瞒病情的前提下，说清楚反而成了难以做到的事。好在每次解释一番之后，老方都很满意，继续安心接受我们的“姑息治疗”。有时候我甚至会怀疑，其实老方早就已经猜到了自己的真实病情，只是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转而向医生求取一些虚假的心理安慰罢了。面具戴多了、戴久了，也会感到疲惫。若是碰到能坦然面对病情的患者和家属，就会轻松得多。王医生告诉我，他曾管过一个六十多岁的女患者，姓赵。十多年前，赵阿姨曾经因甲状腺恶医院治疗，之后一直未发现明显的复发迹象。年年底，她因为一次心肌梗死住院，检查后发现肿瘤早已复发，还悄悄转移到了大脑、肺和肌肉等位置。赵阿姨的孩子们并没有向她隐瞒病情，最后是赵阿姨自己拿的主意，决定不再治疗，而是回家休养。偶尔来住院也是因为身上实在难受，来缓解一下症状。一天轮到我值夜班，查到赵阿姨的床时，看到她像平日一样坐着吸氧，肩膀一耸一耸的，很费力。她脑后绑着长长的马尾辫，头发烫过，染成了棕*色，很时尚。见到我，赵阿姨的脸上还是挂着笑。“阿姨，今天吃东西能吞得下吗？”我知道她的肿瘤已经开始压迫食道，可能已经影响了声带，所以进食会比较困难，声音也变得嘶哑。“粥水可以吃下去些，太多就没办法。”她笑。“会不会痛？胸口或者别的地方？”“今天不会。”我给她听了听双肺，还是老样子，里面有些地方声音很弱，有些地方很嘈杂，这是肿瘤和肺炎共同导致的。我收起听诊器，她依然笑着看我，依然不问任何有关于自己病情的问题。像赵阿姨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少了，更多的肿瘤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治疗，很容易对自身的病情产生疑问，由于医方的语焉不详，随着肿瘤病情进展、不适感增加，患者会进入一个负面情绪不断放大的恶性循环——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让老丁备受困扰。老丁第四次住院，住了将近一个月。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反复发热，无论是用退热药、激素、高级抗生素，都没法完全遏制。这应该就是由肿瘤引发的低热，然而我们无法解决。老丁变得烦躁不安，脸上完全失去了笑容，见到我也不再主动打招呼了，而是僵着一张脸。除了在卫生院里治疗，还喝了很多中药，好在最后体温降到了正常范围，他出院了。再往后，老丁成了我们卫生院的“常客”，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对王医生的意见越来越大，好几次我都听到他们在办公室激烈地争论，内容无非是关于病情为何一直反复，治疗为何不按老丁的意思来……兴许是受到老丁焦虑情绪的影响，他的妻子也开始变得神神叨叨的。之前，她一直都很配合医护人员，和我们一起劝老丁要宽心、不要想太多。每当老丁对我们发泄完情绪，她还会私下来找我们道个歉，赔个不是。可后来，她一会儿站在老丁的立场上，批评我们治了这么多次都不见好；一会儿支持老丁的那些站不住脚的“理论”，干预医生治疗；一会儿又倒过来批评老丁，说他不听医生的话，才会反反复复……以至于我都不由得开始怀疑，她会不会也忘了老丁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不愉快多了，老丁对医生护士们都心生嫌隙，再也没有提着吊瓶过来找我聊天。医院的走廊上碰到他，习惯性地向他点头，他却直直地瞪我，目光中竟透出狠厉。我心里一跳，暗想：“他会来砍我吗？”后来，王医生听了我的担忧，哈哈大笑，然后拍拍我的肩膀安慰道：“别担心，要砍的话也是先砍我。”年的夏天，卫生院租了旁边的一栋厂房，把一些办公机构转移了过去，原先的门诊楼又扩充了两个科室，环境逼仄依旧，夏日闷热依旧。我也因临时缺人被调到了急诊科。5月的一天，我正在值班，原科室的同事路过办公室进来坐了一会儿。我想起前段时间似乎在路上遇到过老丁，便随口问起他的情况。“死了。”“死了？！”我一惊，努力回想起最后一次遇见老丁的样子——还是那件灰色POLO衫，眉头紧皱，人比以前瘦了，也黑了，但看上去还是精神的，活动也自如。“对啊。”同事说老丁走得很突然，前一天精神还挺好的，但到第二天早晨，人一下就不行了，没抢救过来。这时候，外面下起了雨。端午未至，岭南的雨还是如春雨一般，细细密密，悄无声息。我和同事各自沉默了一会儿，同事便起身告辞了。我又想起在年国庆节去世的老方。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因为被隐瞒了病情所经受的那些焦虑、烦躁和痛苦，相比得知真相后可能产生的恐惧和绝望，究竟孰轻孰重呢？我一直没找到答案，似乎也没有答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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