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贫困山区的群众来说，打工是最现实的脱贫方式。一批又一批年轻力壮的中青年走出大山找寻机会，通过自己的打拼让孩子有书读，让家人住上水泥砖房，逐步实现家庭脱贫奔小康。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几名农民工在外务工时，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怪病”，高额的医疗费无情地将几个刚脱贫不久的家庭打回原形，甚至陷入更深的绝望中。
隆林各族自治县位于百色市西北部，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是国家级贫困县，属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
王国庆的家，位于隆林县城60多公里外的岩茶乡弄金村荒田屯，从隆林县城开车进去还要近三个小时。王国庆今年50岁，年8月，刚在家里建好伙房的他接到老乡王亚忙的电话，说贵港一家木板厂有工做，他没多想就去了。两个多月后，他感觉出了状况。
隆林各族自治县外出务工人员王国庆：
我的后背胀胀的，拉紧紧的，好像我们用铁线勒木头一样，我说不行了，我去打针先。
王国庆先是在贵港医病，借来的元钱很快花光了，但病情不见好转。同年11月9日，王国庆回到老家继续治病。可没多久，他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原本在广东打工的女儿只能辞掉工作，回家照料瘫痪在床的父亲。
隆林各族自治县外出务工人员王国庆：
现在吃饭吃多不了，大小便不了。
王国庆女儿韦阿月：
那个医生就说，你爸已经瘫痪了，查出来是急性脊髓炎瘫痪了。
年1月
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县城
躺在床上的小伙子叫李阿六，今年36岁。他和老乡王国庆、王亚忙都在贵港市同一家胶合板厂做工，三人组成一个生产组，专门从事建筑模板的加工。也许是年轻人对身体不舒服的感觉敏感一些，他早早就察觉不太对劲了。
隆林各族自治县外出务工人员李阿六：
年9月4、5日这样，脚又冷又麻的，十几天后，晚上睡的时候我盖那个棉被都没感觉，盖不盖都不知道。
年10月19日，李阿六医院看病，但无法查明病因。后转到百色、医院，才确诊患上了“上升性脊髓炎”。治疗期间，李阿六病情迅速恶化，出现四肢无力全身瘫痪的症状。严重时一天内还出现多次休克。
李阿六妻子王金秀：
后来医生抢救过来，他说不太乐观了。然后我跟医生说，想带他先回去隆林了，给他两个小孩看他最后一眼。
医生总共抢救了四次，才勉强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出院后，李阿六的大哥把他安顿在医院的出租房内，以便再医院抢救。
年1月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镇
在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镇一个简陋的出租屋里，记者见到了王亚忙。两位老乡病倒后，惶惶不安的他最终也没能逃脱厄运。
隆林各族自治县外出务工人员王亚忙：
脚麻手麻，从胸口下去全部麻完了。走路轻飘飘的。
年11月18日，王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周围神经病变”。经过一周住院，他勉强能走路了，但短期内已失去劳动能力。
记者了解到，在胶合板厂工作、患上“怪病”的还不止这三人。年9月，贵港市覃塘区鞍山木业厂，隆林籍工人梁阿山被查出患上“脊髓炎”；同年10月至11月期间，在覃塘区艾林和新飞两家胶合板厂，隆林籍工人梁富生和李汉朝，还有三名来自贵州的工人也相继发病；年12月18日，与王亚忙同厂的云南籍工人王惠元，也被确诊为“脊髓脱髓鞘病变”，双腿行走困难。
短短几个月，贵港多家胶合板厂患病工人多达十人。他们从事的都是一种叫“做边”的工作，病情均诊断为脊髓炎和脊髓炎前期的神经病变，患病者轻则丧失劳动能力，行走困难；重则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
本想打工挣点钱，不料钱没挣着，身体却垮了，有的还差点送了命……到厂里打工竟然遭遇如此严重的后果，他们所在的工厂，还有当地有关部门知情吗？引发这场疾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王亚忙告诉记者，他们是在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镇泰源胶合板厂打工。工厂里的木材经过过胶、排板、热压、锯边等工序，最后再封边、冷压、喷漆，形成可供工地使用的建筑模板成品。他和李阿六他们三人从事的就是最后三道工序，俗称“做边”。具体就是将防腐防水的“补边膏”均匀涂抹在叠放好的木板边缘，然后将木板冷压，最后再进行喷漆。
王亚忙说，整个作业过程，除了喷漆环节，他们不需要专门的防护服装，也不需要佩戴防毒面具。但到木板厂打工多年，他之前没听说谁得过这种“怪病”。同一时期相同岗位工人相继患病后，当时“做边”涉及的一种叫“模板补边专用膏”的封边材料，成了大家的重点怀疑对象。
隆林各族自治县外出务工人员王亚忙：
年8月份开始换了那种材料。一打开就发现臭啊，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老板拉来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从工人提供的照片看，这种“补边膏”呈油性粘稠膏状，用一种颜色较为特别的黄桶盛装。桶身上没有任何商标标识，桶盖位置贴有一张白色标签，写有品名、重量和供应商联系方式。
近年来，贵港林产加工业发展迅速，胶合板产量位居广西首位，每年生产的模板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桉木胶合板生产集聚地。工人们所说的这种可疑“补边膏”是否也流入其他胶合板工厂呢？
记者首先来到贵港市覃塘区的鞍山木业厂。据了解，该厂去年9月就发现一例患病工人。进入到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入口两边整齐地摆放着大量已生产好的建筑模板。不远处就是“做边”的工位，一名戴口罩的工人告诉记者，给木板封边的材料已经更换了。
转出到车间出口位置，记者发现一个像临时仓库的地方堆放着几十个黄桶。走近仔细看，桶盖上贴有白色标签，从上面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判断，这批黄桶就是工人们所说的可疑材料，目前已处于弃用状态。记者随后又走访了多家木材加工厂，一些在生产一线的工人说，自从听说有人得病后，凡是油性的封边材料他们都不敢用了。
贵港市覃塘区某胶合板厂工人：（那种容易中毒？）这种呀。
贵港市覃塘区某胶合板厂工人：反正油性的不经过环保的，你拿过来叫我做我也不做。
记者从贵港市覃塘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他们年12月8日接到患病工人反映的材料，第二天就联合当地林业、乡镇等多部门进行实地调查，并对两家胶合板厂的桶标识不清的“补边膏”进行查封。覃塘区委、区政府也马上责令辖区内的所有木材加工企业全面排查，停止使用这种“补边膏”。12月13日，覃塘区安监局正式立案调查，并传唤该种“补边膏”的供货商陈某进行笔录问话。
在笔录中陈某提到，他于年8月，通过代理从福建漳州引进公斤“补边膏”和“黄漆”到贵港销售，但他自己也不清楚这些产品是用什么原料生产的。陈某还向覃塘区安监局出示了一份测试报告，证明产品有害物质限量未超标。但黄新千副局长告诉记者，因为送检样品并非来自于那批查封的材料，所以安监部门对这份检测结果不予认可。而对于测试报告中提到的送检企业——“漳州帝美多涂料有限公司”，记者在国家工商总局网站中没有查询到任何有关这家企业的信息。
贵港市覃塘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新千：
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查实这种膏的生产渠道是否合法，或者提供的东西是否合法，让当地的安监局再进一步核查。
在一家胶合板厂里，记者见到了这种“补边膏”的庐山真面目。
贵港市覃塘区某胶合板厂管理人员:反映的就是这种黄桶有问题。
据了解，自从年12月中下旬查封、停用这种“补边膏”后，贵港市覃塘区和港南区有关部门再也没有接到工人患“脊髓炎”的病例报告。而记者了解到，患病工人生产的建筑模板是用于工地施工的，即使“补边膏”里有有害物质，也是在密闭高温的制作环境中挥发，之后建筑模板成品在通风环境下使用，不会对建筑工人健康造成危害。而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已知的十个患病工人中，有些得到了工厂赔付，有些却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
王亚忙告诉记者，怀疑是工作原因导致疾病发生后，他多次和工厂老板协商治疗费用，但老板均以种种借口推脱。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镇泰源胶合板厂负责人陆某：这个事我跟你讲，补边膏不是我在做，是原料商在做，有问题去找他们，就是这一句话。
因为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王亚忙患病后，老板还解雇了他和他妻子。工厂老板也不承认王亚忙的工友是在厂里打工染的病，拒绝提供医疗费和任何经济补偿。
李阿六大哥李正源：
发病以后我去了贵港去了两次，去厂里面去找，老板根本就不承认。
无奈之下，患病工人及家属只好把情况反映到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贵港市港南区劳动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李志勇：
这家厂没签劳动合同，这个确实存在。企业也没帮工人买保险。
据了解，贵港市港南区和覃塘区共有多家胶合板厂，从业人数近人，人员流动性大，工厂不与务工人员签劳动合同现象十分突出。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一方面是木材加工没什么技术含量，简单培训就可上岗；另一方面，工人只要肯干，有些岗位每个月能拿～元不等的报酬。工作虽然辛苦，但从不缺人，因此在签合同问题上，厂方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
知情人士：我们工人也要求过签合同，老板是说，我们这里不需要签什么合同，反正你爱干就干，不干就走人。
知情人士透露，在贵港经营胶合板厂的老板大多来自福建漳州，他们往往通过包工头招募及管理本地工人。这种现状也造成了患病事件发生后，工厂老板和包工头互相扯皮的现象。
从事相同岗位，又在同一时期患上同一种病，王亚忙、李阿六等人曾以职业病为由向当地人社和安监部门主张权利。年1月，贵港市港南区人社局和安监局先后到泰源胶合板厂进行调查核实，但该厂老板态度强硬，表示如果认定为职业病，他就全部赔偿，否则免谈。
那么，在同一个岗位上患了“脊髓炎”，究竟能不能认定为职业病呢？广西医科大学教授韦小敏，从事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相关教学科研工作已有三十多年。他告诉记者，“脊髓炎”并不在国家法定的种职业病名单中，以前也没有木板加工患上“脊髓炎”的职业病史。
广西医科大学教授韦小敏：
木板加工的职业危害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甲醛，还有苯、二甲苯等苯系物，由胶合板引起的脊髓炎，没有这个先例。不能排除没有这个职业病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原因要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目前来讲认定还比较困难。
但律师认为，虽然用工单位与工人中间有包工头的存在，但三方并不构成劳务派遣关系。
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
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董阐论:
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劳动者完全也可以就这个医疗费用的支出未能报销这部分，作为损失要求用人单位进行赔偿。
王国庆、李阿六等人患上“脊髓炎”后，单是医疗费、药费、检查费这些，平均每天支出都要上百元，这还不算住院、交通、伙食等其它费用。一方面丧失了劳动能力，一方面又急需找钱治病，患病者家庭遭遇重创，陷入巨大的无助和绝望中。
今年49岁的王亚忙，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两个双胞胎女儿正在大学里读研究生，最小的儿子在贵港上初三。生病至今两个多月，王亚忙为治病已经花了4万多元。
隆林各族自治县外出务工人员王亚忙：
出来打工就是得钱了送小孩读书，每年都是这样。
而正值盛年的李阿六也有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一，一个读初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的倒下让整个家庭陷入深深的痛苦和恐慌之中。虽然他幸运地被抢救过来，但现在依然瘫痪在床，妻子为了照顾他已经无法工作，这意味着家庭所有的生活来源都被切断了。
李阿六妻子王金秀：
花了十万块钱治病，现在是全部借的，开年两个小孩读书，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最近，李阿六腹部肿胀，医生建议重新住院治疗，可家里东拼西凑，再也借不到钱了。王国庆家里的情况更加艰难。他上有78岁的母亲，下有5岁大却患有重度地中海贫血的孙子，现在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就是几亩杉树林。为了给父亲治病，女儿把杉树林和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隆林各族自治县外出务工人员王国庆:
治病花费五万多。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办法了。难搞了，废人了。
王国庆女儿韦阿月:
我也不知道照顾他到哪一天，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也没有能力了现在。
一群从贫困山区里走出来的农民工群体，原本打工脱了贫，却因为生病重新返贫。生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不到及时地救治；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改变的希望。发生在王国庆、李阿六等人身上的，不仅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是社会的疾病，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长期得不到劳动保障，身为劳动者却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所滋生的“怪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在当前贫困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的形势下，如何切实保障他们的生命权、健康权，将他们的劳动权益真正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这值得政府的相关部门认真思考。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障，不能只靠企业老板的良知，要靠相关制度真正地贯彻和落实。临时工作也好，正式工作也罢，入职前做体检，入职时签合同，入职后上保险等等，只有从制度上把“兜底”的工作做扎实了，才能让千千万万农民工摆脱顾虑，安心打工，才能让他们在实现“真脱贫、脱真贫”的道路上走稳、走好。
截止今天记者获悉，贵港市港南区安监、人社、林业及乡镇等多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王亚忙等患病工人所在的这家泰源胶合板厂重新进行调解，并与用工单位协商患病工人的治疗及相关赔付事宜，我们也希望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事情能尽快取得进展。
记者
罗广勋凌北峰
编辑
王诗筠
校对
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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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羽
广西电视台新闻频道新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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