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经理出逃
在某国企担任了十多年总经理的老孔刚退下来，就被一家私企官薪并许，邀去管理企业。几天后，他便“风光无限”地前往位于长三角某县的新单位赴职。要知道，退休之后还有人聘请，通常被看作退休干部的一种荣誉。
此刻，老孔满腔的热血已经被尚能生辉的余热烧得几近沸腾，不料只沸腾了几天，就在其打工生涯“虚岁”才七天的时候，演出了张良挂印的一幕，偷偷地买机票逃了回来。
孔总的余热之火所以恍如流星，瞬间就化为乌有，原因是当他来到工厂，走进车间时，看到的竟然是一幅类似当年鞭挞资本主义世界何等黑暗的*治课本中所见的情景。一眼望不到头的厂房里，站立着数不清的压力机，虽然厂牌表明这些都是出厂一两年的新设备，但其表面已失去了金属光泽，有的摇摇晃晃，有的因传动皮带打滑不时发出刺耳的尖叫。这些呲牙咧嘴的家伙让他联想到秦始皇陵里缺头断臂的兵马俑，所不同的它们不是在供游人观瞻，而是以这些破马长枪为武器在搏杀，在挣扎，在赚钱和夺取“胜利”。
将近500台压力机几乎都在“咣当、咣当”地运转，将车间“咣当”得震耳欲聋，把人震得心动过速。每台压力机前都坐着一名工人，而所有工人又都像被安装在压力机上的部件，与机械一起机械地运转着，所差的只是他们能够呼吸。
这是一个冲压电器元件的车间，每个工人都在重复着自己的动作，用右手送进须冲压的金属片，随后就“咣当”一脚将其成型，在压力机抬起的瞬间再用左手将本工序的“成品”取出并乘势抛到下道环节的工作台上，之后又开始右手进料。对孔总的到来，对身边的一切，工人们似乎早已麻木，而且也只能麻木。因为只要稍一走神，轻者压出废品，重者就可能伤及手臂。
操作压力机的多为女工，她们一个个都是长短不一流水线上的环节，在每一秒钟的时间里压力机都有一次起降和一声“咣当”。此刻，长三角的大地早已花红柳绿，街上的女孩已经穿上了裙装和丝袜，然而阴森的厂房里却丝毫没有春的气息，漫长的冬季仿佛将寒冷囤积在这里，却又不合适宜地释放出来，致使蓝顶白壁的彩钢厂房好像还没有渡过冬季，十分阴凉。女工们大都穿着沾满油渍、花里胡哨的棉衣棉裤，没有工作服，没有工作帽，有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她们垂在前额的头发与压力机飞轮“近在咫寸”。然而这些脸上带着稚气，大都来自四川、贵州、湖南等西部地区的女孩全然不顾这种危险，因为她们的生产任务是有定额的。在每个工作日，她们的右脚都至少要踩下两万次，才能完成基本任务，才能为同伴所接受，才有资格被编入流水线。
在国有企业时，孔总虽然学过统计法，但也懂得数字具有弹性，并由此及彼地怀疑各地的GDP究竟有多大的含水量。但是，当他来到这个地区，看到遍布全县的工厂已经将田间的油菜花挤到“无地自容”的角落。走进厂房，看到车间里透着悲壮的流水线时，他坚定地认为中国的GDP不容置疑。
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里，孔总经理与工人住在同样的工房里，在一个食堂与工人吃同样的饭菜，意欲走进他们的生活。由此，他得知工人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大约在10个小时左右，通常是在晚上9点才能走下机台。
老孔读过一些以生产线上农民工为主题或主人公的文艺作品，有的作品在倾述了农民工的辛酸后，把流水线写成工人汗水、泪水、血水汇成的小溪，并且认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GDP就是由这一条条小溪汇聚而成。在没有进入这种工厂前，他以为这不过是文学作品为吸引读者眼球的杜撰，甚至认为是有些作者“不怀好意”地宣泄。然而当他目睹了眼前的景象后，虽然仍旧认为这种描写有些过分，但已承认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引发这种联想的原型。据了解，仅他所在的这家工厂，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工人的手指被压断。为此，工厂在工人进厂后马上就要与之签订工伤保险协议，以保证将发生工伤的工人推向社会。只要有了这种协议，工人在没有经过任何安全教育和技能教育的情况下就可以上岗。
在工厂干了几十年，孔总从未见过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但当他与一些工人聊天时，多数孩子并不觉得不堪重负，同时对所得的报酬也还满意。带着这种满足，每当她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在盥洗室里总能听到那南腔北调的歌声，让人们得知幸福也有她们一份，至少也有分享的权利。
老孔知道孩子们的知足常乐可能源于十几年前就出来打工的父兄的心理传承，也可能源于家乡一块耕地只能种几十株玉米的极度贫困，也正是这些，使她们天生就有一种特别强的承受和适应能力。她们没有时间像林黛玉那样无病呻吟，没有条件像李清照那样“浓睡不消残酒”，更不可能像“啃老族”那样栖偎在父母身边。虽然家乡的大山在这些孩子的脸上过早地压出了褶皱，但她们的坚韧与现实，却让人看上去是那么可爱端庄。
在老孔所在工厂打工的，有不少彝族、壮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孩子，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走出大山，来到沿海的经历本身就是一段故事，所以，当老孔请她们讲讲自己的时候，听到的却是一个连她们都难以接受的故事。
孔总见到了故事的主人公，一个坳黑、瘦弱、目光无神的贵州女孩，发现她每天早晨都在车间大门尚未打开时就守在门旁，在卷帘门刚刚提起时就从下面爬进去，利落地打卡后马上开始工作。她的岗位不在流水线上，有通过主观努力多做一些的条件。于是，她抓紧每一秒钟的时间，工间休息时她不休，中午吃饭居然跑着去跑着回来。老孔猜想她肯定特别需要钱，比如在供自己的男朋友读大学，或者在为父母治疗不治之症。孔总一度期待着用这种浪漫将自己回忆这段生活的文章变得华丽精彩，然而女孩拼命劳作的原因却令人心痛，甚至让人义愤填膺。原来女孩在离家前父亲给她下达了每年必须拿回3万元钱的命令，用于其哥哥结婚。据她的同乡讲，去年，女孩只差200元没有完成“指标”，春节期间竟被罚上山打了三天柴，而且正月初四就被赶出家门。她的同乡还说，今年，每当女孩觉得当天的收入没有达到预期时，晚上就能听到她在被子里的呜咽。
老孔探究过女孩的父亲是不是其生父，她的小姐妹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没想到天下竟有如此狠心的父亲，更无法想象至今还压在“父权”大山下的女孩，今后的人生该怎么设计和渡过。但愿这个距“鲁镇”不远的地方，不要再发生“祥林嫂”的悲剧。
对这样的工人，老孔不知道如何管理，不知道怎么让她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也不知道如何保证她的身心健康和安全。
一天，老孔在车间看到一个男孩，孩子还不会掩饰脸上的稚气，显然还处在应该带着红领巾在教室里读书的年龄。经询问，原来其父母都在当地打工，母亲就在这个单位，孩子只有十三岁，但已辍学。如果将其丢在老家，不仅远离父母，还需要人照顾，为此，母亲将他领出来，自己也争取到一个能够计件计酬的岗位。就这样，孩子成了工厂编外职工，帮母亲挣起了计件工资。
老孔不知道应当默许小孩的存在，还是应该把他赶出厂区，赶回山区？
总之，虽然孔总只当了几天工厂的管理者，却一天比一天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在这里工作，这些“能力”包括如何利用当地宽松的软环境“为所欲为”；如何让那些在国企足以成为劳动模范的工人付出再付出；如何在与自己孙子同龄的花季少年那一付付本已不堪重负的身板上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所有这些他都无法适应，从感情到立场。在冲动时他甚至想利用在国企植根于头脑中的法律法规，带领工人向老板讨还应有的保障和利益。但静下来一想，老板把他找来绝不是让其充当“工人阶级”代言人的。
孔总也想过利用他与老板的关系，创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劳资双方和谐共处的家园。然而这种想法很快就被他的自嘲所打消，因为此刻他想起了法国的圣西门、傅里叶和英国的欧文。他突然意识到，这种想法不过是200多年前这几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理论的翻版，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根本没有其位置。
在对一切都不知所措的茫然中，他选择了逃离。临别之际，他为孩子们写下几块警示牌，忠告她们“安全在手中，前程在脚下”。
老孔希望这些年轻人的今天，只是她们体现自身价值的开始，而并非一代又一代农民工的延续。同时希望她们珍重自己，珍爱生命。
在回到无所事事的家中后，老孔也向曾经对自己寄予厚望的老板说了声“对不起”，同时对他说：“你真的不坏，但希望你能更好一些。此外，今后你无论如何不能再从国企聘用干部，因为假如让我们自主创业，肯定是一事无成。”赞